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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洲国

向下

伪满洲国

帖子 由 Admin 于 周六 二月 05, 2011 2:45 pm

伪满洲国(Manchukuo)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前清废帝爱新觉罗溥仪在东北建立的一个傀儡政权。通过这一傀儡政权,日本在中国东北实行了1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使东北同胞饱受了亡国奴的痛苦滋味。此傀儡政权“领土”包括现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全境、内蒙古东部及河北北部。当时中国南京国民政府不承认这一政权。当时国际上以日本为首的法西斯等国家或政府承认“伪满洲国”,国际联盟主张中国东北地区仍是中国的一部份,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这一分裂中国领土恶劣行径的傀儡政权。

中文名称:伪“满洲国”
简称:伪满
所属洲: 亚洲
首都:“新京”(长春)
主要城市:长春,沈阳,哈尔滨
官方语言:日语
国家领袖:溥仪(傀儡)
主要民族:汉族,满族
建立时间:1932年3月1日
灭亡时间:1945年8月15日
政权性质:傀儡政权
其他言语:满语、蒙古语、韩语、俄语、汉语

简述
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整个东北地区,长春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1932年3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扶持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成为傀儡政权--“满洲帝国”,将长春定为“国都”,改名“旧京”,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东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至1944年市区面积为80平方公里,人口达121.7万人,超过东京(都市区人口),号称亚洲第一大都市。
  新京(しんきょう,Hsinking),1932年由长春改名。(1932-1945)年8月为满洲国首都。随着1945年满洲国灭亡,新京改回长春至今。1932年3月日本扶植溥仪在长春成立“满洲国”,“满洲国”宣布定都长春,这一地名从1932年3月15日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总共使用了13年零5个月。

伪满洲国国歌
1933年国歌
大同二年(1933年)3月1日据同年2月24日签署的国务院命令第四号公布。1942年新国歌公布同时更名为《满洲国建国歌》。

中文歌词
天地内,有了新满洲。
  新满洲,便是新天地。
  顶天立地,无苦无忧,造成我国家。
  只有亲爱并无怨仇,
  人民三千万,人民三千万,
  纵加十倍也得自由。
  重仁义,尚礼让,使我身修;
  家已赍,国已治,此外何求。
  近之则与世界同化,远之则与天地同流。

1942年国歌
为纪念伪满洲国建国十周年,康德九年(1942年)9月5日据国务院训令201号公布新国歌
  
中文歌词
  神光开宇宙 表里山河壮皇猷
帝德之隆 巍巍荡荡莫与俦
  永受天佑兮 万寿无疆薄海讴
  仰赞天业兮 辉煌日月侔
  
日语歌词
  おほみひかり あめつちにみち
  帝德は たかくたふとし
  とよさかの 万寿ことほぎ
  あまつみわざ あふぎまつらむ

伪满洲国圆
  满洲国圆是伪满洲国的流通货币。发行单位是满洲中央银行。
  满洲国圆发行之初和中国的货币一样,都是采用银本位制。1935年。
  11月起,改实施与日本相同的金本位制,与日圆等值。另外满铁附属地和关东州也使用朝鲜银行发行的朝鲜圆。
  一开始,纸币和硬币都是由日本银行的造币厂生产,不过后来就由满洲国首都新京(现长春)的满洲中央银行生产了。由于20世纪30年代国际银价的不断大幅波动,满洲国圆在1935年脱离了银本位而与日元固定汇率,随后就接近了与日元的汇率平价。自1940年开始,满洲国圆就开始用来衡量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
  在此期间所发行的纸币的一半面值都是由硬币回收的。一共发行了五种面额的纸币,分别是一百圆、十圆、五圆、一圆和五角,正面以清代的统治者为特征。由于二战时期日本统治地区的通货膨胀压力,1944年发行了一千圆纸币。
  满洲国纤维制硬币
  圆可以细分为十角、一百分或是一千厘,硬币面额的发行则是从五厘到十分。
  1944年和1945年,满洲国发行了由与硬纸板类似的,被“世界硬币标准目录册”称为“红色或棕色纤维”的材料制成的硬币(1、5分)。
  1948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大约120亿满洲国中央银行的钞票被东北银行收回。

伪满洲国国务院
伪满洲国国务院(日文:まんしゅうこくこくむいん),为伪满洲国的行政机关,也是伪满洲国政的最高 机关。国务院在体制上是国家元首溥仪的直属组织,但实际上国务院却是日本关东军主导,不少日本人在国务院中担任各要职。

组织 - 1932年(大同元年)

  1932年伪满洲国建国时,国务院以“国务总理”为首,以下各部组织长官则称为“总长”。 伪满洲国建国当初的国务院首届内阁如下:
  国务总理 郑孝胥
  民政部总长 臧式毅 民政部次长 葆康
  文教部总长 郑孝胥 文教部次长 许汝棻
  外交部总长 谢介石 外交部次长 大桥忠一
  军政部总长 马占山 军政部次长 王静修
  司法部总长 冯涵清 司法部次长 古田正武
  财政部总长 熙洽 财政部次长 孙其昌
  实业部总长 张燕卿 实业部次长 高桥康顺
  交通部总长 丁鉴修 交通部次长 平井出贞三

组织 - 1934年(康德元年)
1934年溥仪即位皇帝,各役职名有稍做变更。
  国务总理 → 国务总理大臣
  总长 → 大臣

组织 - 1945年(康德12年)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灭亡。 伪满洲国解体(终战)时的国务院内阁如下:
  国务总理大臣 张景惠
  厚生部大臣 金名世 厚生部次长 关屋悌藏
  国民勤劳部大臣 于镜涛 国民勤劳部次长 半田敏治
  文教部大臣 卢元善 文教部次长 前野茂
  外交部大臣 阮振铎 外交部次长 下村信贞
  军事部大臣 邢士廉 军事部次长 真井鹤吉
  司法部大臣 阎传绒 司法部次长 辻朔郎
  经济部大臣 于静远 经济部次长 青木实
  兴农部大臣 黄富俊 兴农部次长 岛崎庸一
  交通部大臣 谷次亭 交通部次长 田仓八郎

伪满洲国政府机构
国家元首 :皇帝(帝制移行前为执政)
  皇帝直隶机关 :宫内府 - 尚书府 - 参议府 - 侍从武官处 - 军事咨议院 - 祭祀府
  院: 国务院 - 法院 - 立法院 - 监察院
  国军: 禁卫队 - 江防舰队 - 飞行队 - 兴安军 - 间岛特设队
  警察: 海上警察队 - 保安局
  其他机关: 总务厅
  外围团体 :协和会

成立
满洲一词原指清朝入关以前的爱新觉罗氏女真(满族)部族,因为建州女真的首领李满洲为建州女真作出了很大贡献,所以建州女真,包括明朝下属的其他各部女真都渐渐以满洲女真称呼建州女真,在今天的《满洲实录》、《满文老档》中都有记载。1635年农历10月13日,清太宗皇太极颁布诏书正式宣布:我族建号满洲,以后只准用我族旧称(满洲)。清朝入关以后,满洲一词仍然在使用,直到清末(大约为二十世纪初)慈禧太后派遣五大臣出国考察立宪的时候,就对五大臣说:“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朝皇基永固。”
  1931年9月18日,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驻军--关东军在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制造爆炸事件,借口遭到中国军队攻击,袭击沈阳的中国军队营地北大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中国东北军主力在1930年入关参加中原大战,后方空虚,奉张学良“不抵抗”之命令退出东北。其后两个月内,日本军队迅速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并在各省成立了地方性的亲日政权--辽宁的臧式毅,吉林的熙洽,黑龙江的马占山。1931年底,因九一八事变引咎辞职的原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前往中国东北,与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和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进行会谈,商讨事变进展。经过与吉林省代理长官熙洽的秘密会谈,确立了迎接溥仪至满洲,成立复国的方案。马占山曾经在张学良的授意下抵抗日军,不久诈降,旋又起义。1932年2月16日,东北各省的领袖张景惠、熙洽、马占山、臧式毅、谢介石、于冲汉、赵欣伯、袁金铠等人在沈阳大和旅馆召开“东北政务会议”,会议由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主持,决定迎接溥仪为伪满洲国执政,并分配了各人在政权中的职务。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派鹿钟麟带兵入紫禁城,逼溥仪离宫,历史上称这为“逼宫事件”。溥仪搬进北府(载沣的居处),继而又逃进日本公使馆。溥仪被逼宫后,日本各大报章都刊登出同情溥仪的文章,为以后建立伪满洲国造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八国联军的时候派兵最多,打得最狠的就是日本。不久以后溥仪被日本人护送到天津。1932年3月1日,满洲在日本帮助下“建国”,扶持溥仪为伪满洲国的执政,建年号为“大同”。1934年改国号为“满洲帝国”,改称皇帝,改年号为“康德”。
  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宣布成立。中国否认满洲独立,并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3月8日,溥仪在“新京”(长春市)正式宣布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同时任命了各府、院、部的负责官员,伪满洲国宣布正式成立。
  1933年2月24日,国际联盟大会通过报告书,指明:东北三省主权属于中华民国;日本违反国际联盟的盟约占取中国领土并使之独立;“九一八事变”中日军行动并非自卫;满洲国是日本参谋本部指导组织的,其存在是因为日本军队的存在,满洲国不是出自民族自决的运动。为此,日本于同日宣布退出国联。

政治
伪满洲国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为溥仪。1932年3月8日,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年号为大同。1934年3月
  
1日,溥仪在“新京”南郊杏花村举行登基典礼,改”满洲国”为“大满洲帝国”。溥仪为皇帝,年号为康德。
  伪满洲国的行政机构为“国务院”,其首长为“总理”。“国务院”下辖“外交部”、“民政部”、“财政部”、“司法部”、“实业部”、“交通部”、“文教部”、“军政部”。“财政部”后改名“经济部”,“军政部”后改名“军事部”,“实业部”后拆分为“兴农部”和“勤劳部”,又成立了“厚生部”等部门。各“部”长官为“部长”,但是实权掌握在由日本人担任的各“部”次官手中。由日本人担任的“国务院总务厅”长官为实际上的“总理”。“总务长官”由驹井德三担任,继任者为星野直树和武部六藏。各“部”的日本裔次官每周二举行聚会,商讨并决定“国家”政策和各种具体事务,被称为“火曜会”。
  伪满洲国的立法机关称“立法院”,首任“立法院长”为赵欣伯。实际上的立法权掌握在关东军手中。伪满洲国没有成文宪法,而是由各项专门法律来替代宪法。咨询机关称“参议府”,其首长称“议长”。首任“议长”由臧式毅担任。伪满洲国的最高司法机关是“最高法院”。首任“最高法官”是林棨。“最高检察厅长”为李盘。宫廷机构为“宫内厅”,伪长官为熙洽。
  伪满洲国行政区在1934年划为14个省和两个特别市:
  安东省;奉天省;锦州省;吉林省;热河省;间岛省;黑河省;三江省;龙江省;滨江省;兴安东省;兴安西省;兴安南省;兴安北省;新京特别市;哈尔滨特别市。
  1939年更改为19个省和一个特别市:
  安东省;奉天省;锦州省;吉林省;热河省;间岛省;黑河省;三江省;龙江省;滨江省;兴安东省;兴安西省;兴安南省;兴安北省;牡丹江省;通化省;东安省;北安省;四平省;新京特别市。
  军事 伪满洲国军,简称伪满军,其称谓是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演变而来。
  根据1933年签订的《日满议定书》,伪满洲国的对外“国防”由关东军负责。
  伪满军的组织成分是以原东北军的一部分为基础的。1930年9月18日,少帅张学良毅然率东北军主力入关,参加蒋桂冯阎军阀大战,支持蒋介石,使东北军一分为二:一部随张学良入关支持蒋介石作战而追随蒋介石驻扎平、津地区;一部留守东北4省,东北兵力不足,给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可乘之机。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前东北军大部“奉命”不战而撤至山海关以南,未来得及撤退的前东北军再次一分为二:一部分有民族气节者,同仇敌忾,奋起抗日,成了著名的东北义勇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分民族败类则屈膝投降,认贼作父,充当日本侵略者的走狗和打手。这些民族败类及其所率部队成为后来伪满军的骨干力量。同时,他们还招降纳叛,搜罗了一些土匪武装和社会流氓,充实到伪满军的队伍里,由日军要员所组成的伪满军政部最高顾问所操纵,在关东军的直接控制下,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附庸和帮凶。
   最早的伪军事训练机关,是1932年10月成立的伪军政部参谋司所属的中央陆军训练处,1940年改为陆军训练学校。主要培训中国人和日本人军官候补生和军官学生。总共训练中国人军官候补生1970人,日本人军官候补生1610人;军官学生数百人。伪满中央陆军训练处,是对满系校级、尉级军官施行补修教育又兼养成日满两系初级干部军官候补者(日)和军官候补生(满)的教育机关。日系军官候补者经治安部军事顾问部向日本军募集日本国内的干部少尉候补生,然后再受伪满中央陆军训练处一年的军事教育,作为军队的基干。满系军官候补生是中等学校毕业的学生,入队实习4个月,再受伪满中央陆军训练处一年的军事教育,在伪满教育制度下培植的青年,作为军队中满系军官基层的组织。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日本陆续抽调关东军前往中国腹地战场,伪满洲国国境防务日益空虚,于是在1938年颁布《国兵法》,规定“全国”20至23岁的男性都有服兵役三年的义务。每年春季征集20万人,予以军事训练,主要是充当工兵,修筑军事堡垒,或者协助警察维持地方治安。不适合服兵役者要参加为时三年的勤劳奉公队,从事土木工程建设。
  伪满洲国全境分为十一个军管区。其首长称司令。伪满洲国军事权力为关东军控制,其军队的调动、演习、装备更换、人事变动都要经过关东军司令部的批准。伪满洲国军衔分为将、校、尉三等九级。满军由军官学校毕业后初任少尉,满2年晋中尉,中尉满2年晋上尉,上尉满3年晋少校。少校满3年晋中校,中校满3年晋上校。上校4年晋少将,少将3年晋中将,中将4年晋上将。最高军衔为上将,为终身职。上将之上又设立将军府,仿照日本的元帅府,为荣誉军衔。张景惠、张海鹏、于芷山、吉兴四人获得“将军”军衔。
  伪满洲国没有海军。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设立“江上军”,担任边防巡逻任务。在南方的渤海另有一支海上警备部队。

外交
伪满洲国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当时世界上约有六十个独立国家或政权,承认伪满洲国的共二十三个,为日本、苏联、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芬兰、克罗地亚、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丹麦、萨尔瓦多、蒙古人民共和国、泰国、缅甸、菲律宾、梵蒂冈、中华民国南京汪精卫政权、蒙古自治邦(内蒙古)和自由印度临时政府。
  另据英文维基百科的资料,和满洲国“建交”的为十七国。苏联、法国、蒙古人民共和国、缅甸、蒙古自治邦和自由印度未和满洲国建交。
  日文维基则列入二十一国,苏联、法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未列入内。
  日本驻伪满洲国大使由关东军司令官兼任。
  直到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正式承认伪满的除了日本外,只有智利、萨尔瓦多、罗马教廷等极少数国家,这说明日本扶持傀儡政权失道寡助。但需要注意的是像苏联那样,为了自己国家的私利,通过默示承认的方法,为伪满拓宽外交空间留下了余地。

傀儡政权

蚕食计划
满洲国皇宫
东北易帜后,日本感到自己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受到进一步的威胁,为维护和扩大日本的侵略权益,时任关东军作战参谋的石原莞尔在1929年就提出了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并建立傀儡政权的设想 。1931年日本参谋本部提出的《形势判断》中,进一步细化了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后日本的行动计划,第一步建立取代张学良的亲日政权,但形式上仍将其置于中国中央政府的主权之下;第二步建立一个由日本控制的满蒙政权,并将其从中国的中央政府独立出来;第三步占领满蒙并将其纳入日本版图 。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关东军参谋板垣、石原等就准备直接实施第三步,当时日本参谋本部派去制止关东军起事的建川美次虽不同意直接实施第三步方案,但他却表示对关东军的行动不加约束。 9月20日,建川在拜访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时则建议成立以溥仪为首脑的、受日本支持的政权。9月22日,关东军参谋部在土肥原提出的成立以日本为“盟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方案的基础上,形成了《解决满蒙问题方案》,该方案规定:建立受日本支持的以宣统帝为首脑的统辖东北四省和蒙古的新政权;受新政权委托,日本掌管国防和外交,并管理主要交通、通讯设施;起用熙洽、张海鹏、汤玉麟、于芷山、张景惠,使之分别担任吉林、洮南、热河、东边道、哈尔滨等地镇守使。 根据这一方案,关东军以板垣参谋为中心,利用各地的特务机关和部分大陆浪人,展开了所谓谋略性的策划。为确保计划的顺利实施,关东军当天午后还通知日军驻天津司令官,要求其尽快把宣统帝“保护”起来。
  当时受陆军三长官(陆军大臣、参谋总长、教育总监)委托,白川义则大将正在中国东北视察和慰问关东军,与其同行还有参谋本部的今村均大佐。为说服军中央支持自己的计划,关东军参谋们又积极策动白川和今村,经过一番谋划,最后决定以关东军参谋部的名义向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提交意见书,同时请白川义则大将利用上奏的机会向天皇解释。该意见书由关东军参谋片仓衷起草,石原、板垣修改,关东军参谋长批准,题为《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方策》,它明确要求建立与中国本土脱离,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实权掌握在日本手里,以东北四省及蒙古为领域的独立国家 。但当时日本政府和军中央顾虑国际关系,反对关东军直接参与建立满洲政权的行动。若规(木规)首相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不得参与有关建立满洲政权的一切行动”,币原外相坚持“先与南京政府进行谈判” ,金谷参谋总长也指示部下,不得参与该项工作。10月6日,日本内阁会议作出决定:“对建立满蒙新政权,日本人概不干预”。 这里日本政府、军中央与关东军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建立新政权,而是要不要“设法促进”建立新政权。因为当时日本政府和军中央还没有打破华盛顿体制的计划,尽管他们与关东军一样想扩大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益,但他们又不得不考虑与欧美列强的协调。若规(木规)首相之所以反对日本军人直接参与建立新政权,是因为他担心这会给欧美列强谴责日本留下话柄。
  尽管日本政府和军中央反对关东军的计划,但关东军仍我行我素,为实现《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方策》所确立的目标,关东军一方面准备向嫩江、齐齐哈尔北进,一方面积极策划溥仪出逃。当陆军大臣对《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方策》中关于伪政权与“中国本土脱离”一语提出质疑时,关东军竟强硬地表示:关东军绝难承服“满洲政权不与中国本土脱离”。为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意见,关东军又上报了《满蒙自由国建立方案大纲》,该大纲提出:绝不能满足于只建立亲日政权,必须建立“满蒙国”。如果仅建立一个亲日政权,便不能按帝国的意图行事。本来,“将满蒙作为我领土之一部,实属长策”,“但鉴于历史的渊源,目前急于付诸实施,有可能遭到国际间的物议,恐非贤明之举” 。可见日本树立傀儡政权,只是为并吞中国领土做掩护而已。
  十月事件后改组的日本政府和军部,对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行动和计划公开予以支持。此前的“不扩大方针”即使纯粹作为一个口号,也已成为历史的过去。关东军进一步加快了制造傀儡政权的步伐。11月11日,土肥原利用天津事变,策划了废帝溥仪的“出逃”。12月15日,日本参谋本部批准将此前负责关东军政治谋略的司令部第三课升格为“统治部”,该部与幕僚部并立,直属关东军司令官领导。该部下辖行政、财务、产业、交通、交涉等五个课,共七八十名部员。这些部员绝大多数为文职官员,其中大部分来自满铁和关东厅。从后来的情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统治部不仅是关东军促进伪满建立的的机构,而且是伪满成立之前的“影子政权”。为提高统治部的工作力度,1932年1月9日,统治部又改为特务部。
  关东军占领锦州以后,觉得拼凑傀儡政权的时机进一步成熟,为得到日本政府和军中央的一致支持,关东军决定派遣板垣回东京与中央进行交涉。当时板垣携往东京的方案,已相当具体,他们想建立的“满蒙中央政权”将实行中央集权制,而且要脱离中国本土,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独立”国家;他们希望借助当地汉奸,充任各级官吏;他们准备伪造“民意”,以便世界舆论,掩盖日本制造傀儡政权的阴谋。他们认为傀儡政权必须赶在国联调查团来满之前建立。他们清楚,这些事如果“由日本直接去做”,这“无论是九国公约,还是国联盟约都是不允许的,但如果由中国人自身从内部进行分离,这就不与上述条约的精神相背离”。
  其实,在板垣来京之前,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也已制定了《时局处理要纲》,其基本精神与关东军完全一致。日本军中央与关东军代表碰头以后,便立即将其方案与外务省磋商,于是,日本政府和军部就促进傀儡政权成立,制定了《满蒙问题处理方针要纲》。 该“纲要”明确提出:“鉴于满蒙已从中国本土独立,形成统治支配一定地域的一个政权的现状,今后应诱导它具备一个国家的实质”。“目前满蒙的治安主要由帝国来维持”,“满蒙作为帝国对华对俄国防的第一线,绝不允许外部扰乱。为确保上述目的的实现,可适当增加帝国驻满陆军之兵力,如有必要亦应增设海军设施”。“将以新国家为对手,回复和扩充我在满蒙权益”。“为尽速执行帝国在满蒙的政策,应设置相应的统制机关”。“在努力实行上述措施时,应尽量避免与国际法乃至国际条约的抵触”, “应尽可能采取由新国家方面自主要求的形式进行”。
  日本关东军一方面制定建立傀儡政权的方案,一方面积极物色充当各种傀儡的汉奸。日本关东军知道借汉奸之手建立傀儡政权既可以欺骗国际舆论,逃避国际义务;又可以“以华制华”,减轻中国人民的逆反情绪。当然利用汉奸还可以弥补自己人力、物力的不足,分化和瓦解旧东北政权的抵抗势力。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利用汉奸组建的傀儡机构,最早始于9月25日成立的“辽宁省地方维持会”。该会委员长袁金凯虽为奉系文治派代表,但因第一次直奉战争后,被直隶派政府委任为奉天省长,遭张作霖嫌忌,事变发生时已处于隐退状态。该会副委员长阚朝玺原本为热河都统兼第三师师长,后因与郭松龄有染,遭张作霖嫌忌而退官。关东军拼凑的各级傀儡机构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不管傀儡机构级别高低,都忘不了配备日本人顾问,“辽宁省地方维持会”也一样,“聘请”了满铁地方部卫生课长、满洲青年联盟理事长金井章次充任最高顾问。在日军占领下的奉天,最高顾问理所当然地成了维持会的主宰者。维持会名义上维持地方秩序,实际上充当了日本拼凑傀儡政权的工具。
  网罗失意官员,拼凑傀儡机构只是关东军组建傀儡政权很小的一步,拉拢地方实力派军阀才是关东军拼凑傀儡政权的关键,为此日本关东军及各类特务机关,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先后迫使于芷山、张海鹏、张景惠、熙洽、臧式毅、马占山等投靠了日军。
  关东军虽急于拼凑傀儡政权,但它知道自己的势力仅限于主要城镇和铁路沿线,贸然让刚拼凑起来的傀儡机构宣布“独立”有可能适得其反,因此日本侵略者采取了迂回策略,巧用“自治”美名,逐渐将势力向地方渗透。为推动各地的“自治”运动,关东军又于11月10日设立了所谓的“自治指导部”,该指导部部长虽为汉奸于冲汉,但其成员却多为日本人。该指导部不仅配备有两名日本人顾问(中野虎逸、中西敏宪),而且其所属各部部长也多由日本人担任 。这样,随着“自治指导部”在奉天挂牌,出身于满铁社员、满洲青年联盟盟员和大雄峰会会员的自治指导员,便陆续前往各县拼凑伪自卫团,组建伪警察队,假“自治”之名,拼凑伪地方组织,把持地方实权。
建立“国家”
  如前所述,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国东北从中国分离出来,组建完全“独立”的“新国家”,自治当然无法满足其要求。为筹建省级伪政府,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各种侵略势力一起动手,当策动地方实力派工作取得一定进展后,日本便指使“辽宁省地方维持会”委员长袁金凯贴出布告,宣布辽宁省与张学良政权、南京国民政府脱离关系。而在这之前,伪吉林省的组建工作就已完成,这是因为根据关东军参谋部9月22日制订的《解决满蒙问题方案》,日本在吉林计划起用熙恰,而熙恰也急欲充当日本侵略者的工具。满清皇族出身的熙恰不仅利欲熏心,而且处心积虑地想复辟爱新觉罗王朝。所以当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时,他便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9月22日,关东军决定起用熙恰后,当日就派今田新太郎赴吉与熙恰联系,23日,侵入吉林市的第三师团长多门二郎、顾问大迫通贞便与今田一起策动熙恰出面组织伪吉林省政府,同日板垣还电令罗振玉赴吉与熙恰联系。27日伪省政府的人事安排就绪,28日熙恰宣布“独立”。为独揽大权,熙恰采用军政合一的统治形式,日本关东军当然不会天真地让熙恰独立,关东军不仅给伪吉林省委派了最高顾问,而且还委派了主管财政、民政、实业、教育等部门的专职顾问 。伪吉林省的实权实际上控制在日本顾问手中,熙恰及他的同党们不过是日本人手中的工具。
   根据9月22日关东军参谋部的计划,日本在辽宁省主要想起用于芷山、张海鹏,但辽宁省真正的实力人物是臧式毅,此人早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后来追随张作霖,主要负责兵工厂,事变前曾任奉天镇威上将公署少将参谋长、辽宁省主席,事变时被日本宪兵逮捕。当伪吉林省政府成立,怀柔马占山的工作也露出一线希望之后,关东军便加紧了对臧式毅的逼降工作。袁金凯虽按关东军的旨意宣布独立,但袁金凯不过是一个失意文官,其影响力根本无法与臧式毅相比。另外在臧式毅被监禁期间,锦州方面并未免去他的省长职务,日本拉拢并积极启用臧式毅,还兼有与张学良争夺臧式毅的用意。12月15日,臧式毅最终选择投靠日本,他在板垣事先准备好的文件 上签字之后,便由阶下囚一跃而成伪省长“大人”。“辽宁省地方维持会”虽只好摘牌歇业,但原来的那班日人顾问却摇身一变,成为伪奉天省政府的顾问。
  黑龙江的情况因与苏联的关系,日本采用了先间接控制哈尔滨,再控制全省的策略。从当时的行政区划来说,哈尔滨并不属于黑龙江省,而是中东铁路沿线特区的首府,是东省特别区长官公署所在地。当时担任东省特别区长官的张景惠,与张作霖一样,草莽出身。后曾担任张作霖政府的陆军总长和实业部长。皇姑屯事件时,与张作霖一道被炸。“九一八事变”时,他恰巧参加完南京会议回到沈阳。9月22日,关东军参谋部决定启用张景惠担任哈尔滨镇守使,当天板垣便派遣与张景惠内弟相识的今井宗治与张联系,要求张协助日本“维持北满治安”,答应将让张充任黑龙江省最高负责人。今井稍加利诱,张景惠便迅速上钩。9月24日,张景惠在今井的伴随下回到哈尔滨,当天晚上他就召集各方会议,决定对日军采取不抵抗主义。27日,张景惠又宣布成立由他担任会长的东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并且声称“尔后本特别区一切政务及维持治安,由本会负完全责任”。10月上旬,张景惠又利用关东军给他的3000支步枪,组建起以于镜涛为队长的警察队。表面上,张景惠建立的是维护治安的警察队,但实际上却成了帮助日本对付中国军队的工具。
  关东军原想利用张海鹏的实力侵入黑龙江省,但江桥战役表明,张海鹏根本没有能力击溃黑省军队。关东军虽占领黑省首府齐齐哈尔,但马占山却率部撤往海伦。因顾及苏联关系,侵入齐齐哈尔的关东军主力不得不迅速撤出。关东军想利用张景惠的力量击溃马占山的军队,而且张景惠也趁日军撤出时派英顺率警备队进入齐齐哈尔。但张景惠知道,没有关东军做后盾,自己根本无法击溃马占山。所以他主张怀柔马占山,劝马占山降日。
  马占山率部退至海伦后,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部队抗日士气大振。日本方面因急于消灭锦州的张学良政权,积极准备进攻辽西。为防止马占山与张作相联手进攻齐齐哈尔,日方加大了诱降马占山的力度,日本政府和军部特命关东军统治部文职部长驹井德三专门负责黑龙江省的政治谋略,关东军参谋板垣也直接插手诱降马占山的工作。12月7日,经张景惠等人的一番策动后,板垣、驹井等未经马占山同意,便率十多名中外记者直接来到马占山在海伦的总部,马占山迫于无奈,只好虚与委蛇。12月10日,马占山与张景惠在松浦镇会晤,关于会晤内容,马占山在12月14日对英国记者说,他当时曾劝张景惠不要帮助敌人。但张景惠却说,马占山当时表示服从他,并愿意拥立他为黑龙江省主席。从后来的事情看,张、马松浦镇会晤,仍存在许多疑点。一是12月26日,当板垣、驹井要求张景惠再召马占山来松浦镇时,被马占山拒绝;一是12月28日,当板垣等决定支持张景惠于1932年1月1日宣布“独立”时,马占山却让韩云阶捎来口信,对以张为首的黑省政府并无异议。当时马占山到底做何打算,由于没有更详细的资料,这里只好存疑。
  日本人扶持傀儡政权,从来都不会忘记索要“报酬”,板垣在支持张景惠出任黑省省长之前,同样要求张景惠签署包括军事、铁路、日人居住和设置日警等内容的一系列备忘录。由于马占山迟迟不明确表示降日,关东军又急于促成伪黑省政府成立,所以它一方面支持张就任伪黑省省长,一方面对马占山施加更大压力。1932年1月1日,张景惠仿照吉、辽两省办法,以个人名义发出通电,宣布“独立”。而当时锦州已经失陷,马占山部队很可能两面受敌。所以1932年1月6日,马占山在松浦镇与驹井、村田会晤(伪黑省最高顾问)时,表示同意与张景惠合作,并愿意拥戴溥仪为首领。是日夜张景惠即赶往齐齐哈尔,7日晨,张景惠在拜会了日军将领、日本领事和满铁代表后,宣布就任伪黑省省长。关东军支持张景惠就任伪省长只不过是想引诱马占山出山,马占山明确表示与日本合作后,张景惠便借口会见芳泽,将职务交由部下代行,英顺所率的警察队也随之撤走。1月中旬,马军进入齐齐哈尔,马占山就任伪黑省警备司令。至此,日军完成了它在东北扶持省级傀儡政权的计划。
  当然,关东军不会满足于仅仅组建省级傀儡政府,建立独立于中国本土的“新国家”才是他们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们早就物色“首脑”人选。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即不同阶段,日本常常与角逐中国政坛的不同集团同时“来往”,而且它对被迫退出政坛的一些领袖人物也格外关照。日本这样做决不是善心大发,处心积虑是近代日本行事的特点。日本决定启用溥仪处理“满蒙问题”最早可追溯到1929年秋,当时日本军部分析,溥仪这时并无靠山;利用溥仪对外便于伪装;溥仪对“满洲”一直念念不忘。 但当1924年11月“北京政变”,冯玉祥将这位满清废帝赶出紫禁城时,日本就认定“奇货可居”,主动向溥仪伸手。1924年11月29日,溥仪便在罗振玉、郑孝胥、庄士敦等人的策划下,潜往日本驻北京公使馆。1925年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池部又以“出洋”为名,将其转至天津。溥仪在天津7年,日本对其“照顾”有加,簇拥在溥仪周围的除了那帮清室余孽外,绝大多数是日本的各类人物。日本笼络溥仪,可谓绞尽脑汁、不计工本。为将来计,日本一方面在经济上和形式上用外国君主资格对待溥仪;一方面借分析中国形势,撩逗溥仪复辟的野心。当然日本方面并不想让溥仪的野心发展的无法控制,日本常常把给蒋介石、张作霖、冯玉祥等人的通告转抄给溥仪,让溥仪知道,只要违背日本的意愿,日本对谁都不会客气。
  “九一八事变”后,溥仪也跃跃欲试。1931年10月,溥仪在其家庭教师的策划下,向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和黑龙会头目头山满写信,要求给予指导。关东军方面,9月22日决定建立受日本支持的以溥仪为首的统辖东北四省和蒙古的新政权,当天即电告天津日军,加强对溥仪的“保护”。与此同时,关东军又让罗振玉赴吉与熙恰联系,熙恰让罗振玉带给溥仪一封密信,信的内容是请溥仪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先据东北,再回关内”。日本清楚,让皇族出身的熙恰邀请溥仪,似乎更顺理成章。但从让罗振玉赴吉找熙恰以及此后罗又与板垣的代表一起回津等事实来看,这出双簧乃日本人幕后策划。溥仪虽极想“重登大宝”,但没有日方的明确承诺,他也不敢贸然行事。9月30日,溥仪在天津日军司令部面见罗振玉和板垣的代表上角利一,尽管同时在场的香椎司令也力劝溥仪前往东北,但溥仪只表示回去考虑。溥仪这时并非不愿意去东北,只是他想在去之前知道日本的安排。正因为如此,才有上面提到的溥仪向南次郎和头山满写信之事。关东军见溥仪犹豫不决,便派土肥原前往天津,土肥原告诉溥仪,日本对东北“没有领土野心”,“新国家”的一切由溥仪“完全作主”,当溥仪追问“新国家”到底实行什么国体时,土肥原也一口答应“当然是帝国”。至此,溥仪才允诺前往东北。
  但这时日本内部又出现了问题,首先是海军拒绝利用军舰运送溥仪,其次日本外务省也反对日本人直接插手组建伪政权事宜,还有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也想等解决了北满问题后,再弄溥仪前来东北。可土肥原及关东军中下层担心夜长梦多,他们先挑起天津事变,然后趁乱将溥仪偷偷运出天津。为充当日本走狗,权欲熏心的溥仪竟不惜委身躲在只有双排座的敞篷汽车的后备箱内,为躲避各方的视线,溥仪又心甘情愿地装扮成日本小兵,几经周折,溥仪才到达东北,但本庄繁不想让溥仪过早地在东北出现,所以,关东军又下令:禁止溥仪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切断溥仪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严密封锁溥仪逃离天津抵达东北的消息。
  土肥原之所以不顾本庄繁的意见,急于将溥仪弄出天津,主要是想造成既成事实,使日本政府和军中央改变对事变处理的态度。至于本庄繁,只是不想过早地让溥仪来东北,只要把溥仪与外界隔绝,这个问题自然解决。况且将溥仪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何时有用何时拿出,总比临时再弄方便的多。
  关东军占领锦州后,拼凑中央级傀儡政权就成了当务之急。板垣赴京与军中央、日本政府交涉的细节前已述及,这时日本政府、军中央关于事变处理的方针也逐渐与关东军一致。在调查团到来之前组建傀儡政权,已是日本政府、军部和关东军的共同目标。到1932年1月中旬,随着马占山就任伪黑省警备司令,日本在东北完成了省级傀儡政权的组建。为抢在调查团抵达东北之前,拼凑起中央级傀儡政权,关东军从1月15日起,邀请日本国内的知名学者,召开了一系列有关经济、产业、金融等方面的“咨询会议”,分别就法制、币制、金融、关税、农业、工业、畜产、矿业、税收、商业等,为“新国家”出谋划策。为引开国际视线,日本又挑起上海事变。2月5日,关东军进占哈尔滨,至此,日本拼凑傀儡政权的时机完全成熟。
  日本知道,拼凑傀儡政权,必须装扮成完全出自中国方面的行动。为达此目的,日本“操纵汉奸”和“假借民意”齐头并用。但为确保“汉奸”和“民意”不出现丝毫“出轨”,从2月10日起,关东军又连续召开了10次幕僚会议,最终确定了伪满“建国”的详细步骤:1、由奉吉黑三省“省长”组成“中央政务委员会”,从事筹备工作。张景惠任委员长,臧式毅、熙恰、马占山任委员,熙恰兼任干事长;2、由“政务委员会”发表宣言,宣布东三省脱离中国中央政府;3、“政务委员会”随时随地召开,但具体筹备工作在吉林进行;4、具体筹备工作包括:“国号、国旗、宣言、人选及首都”;5、在“政务委员会”就筹备事项作出决议后,交各省“民意”机关,请其认可;6、各地通过请愿,推举出“大总统”;7、政务委员会根据“民意”,建立中央政府;8、“大总统”组织政府,发表宣言;9、“政务委员会”应邀请内蒙、热河代表参与决议,使内蒙、热河迅速与“新国家”合流。
  关东军一切安排就绪,便开始纠集主要汉奸,组建伪政务委员会。马占山当时虽率军进入齐齐哈尔,并就任伪黑省警备司令,但其态度仍有些暧昧,经过土肥原、韩云阶的多次策动,马占山到2月13日才明确表示参与伪政权的组建工作。马占山态度明朗后,板垣立即决定2月16、17在奉天召开伪政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按照关东军参谋片仓衷的安排,2月16日下午4时,张、熙、马、臧拜会了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为首的日本要人,晚8时起召开“政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即“四巨头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张、熙、马、臧外,还有板垣和秘书中岛。会议对外宣称讨论“联省自治”,但彻头彻尾研究建立伪国问题。为避免与事变前设立的东北政务委员会混同,他们决定将其改名为“行政委员会”;为扩大声势,他们还决定委员会发表宣言时,应增加汤玉麟、凌升、齐王等;为一气呵成建立伪国政权,他们还决定17日成立“行政委员会”,18日发表宣言,并决定将伪国首都设于长春。17日晚第二次会议上,他们决定18日午后3时,以张景惠的名义发表关东军草拟的《满蒙新国家独立宣言》,宣布“与党国政府脱离关系”。2月20日,“行政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讨论伪国国体、国号、国旗等,关于国体,皇族出身的熙恰主张实行帝制,臧式毅则主张实行立宪民主制。可就在他们徒费口舌之际,板垣却前往旅顺,将关东军的方案告诉溥仪,本来 “行政委员会” 2月18日准备发表的宣言已让溥仪及其近臣感到不解,郑、罗二人带回要溥仪出任伪满执政的消息更让溥仪震惊。他以为自己作为东方大国的逊帝,冒着生命危险,屈辱地象行李一样被塞进汽车后备箱,只有“重登大宝”,才不枉此行。当他听到板垣也只是让他出任“执政”时,他便不由自主地坚持要做皇帝,激动不已的溥仪反复阐述他应该做皇帝的理由,但板垣只是不紧不慢地回说“所谓执政不过是过渡措施而已”,当溥仪仍坚持不让时,板垣拂袖而去。溥仪满以为自己有理,可当郑孝胥提醒他注意张作霖的下场后,他才不再执拗。第二天板垣果然让郑、罗二人给溥仪带话:“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如果不接受,只能被看作是敌对态度”。
  与“操纵汉奸”齐头并进,关东军还多方伪造“民意”,在召开张、熙、马、臧四巨头会议之前,关东军还炮制了所谓的“建国促进宣传运动计划”,根据计划要求,各级傀儡组织都要编制宣传运动大纲,组建特别宣传委员会,指导监督各团体的活动。而特别宣传最高委员会则由关东军司令部、各地特务机关、伪省政府日本人顾问、自治指导部、伪奉天市政府日本人顾问等组成。为扩大宣传效果,除利用报纸,广播外,他们还迫使商会、农会、宗教团体进行集体宣传。关于“民意”表达,关东军特别提醒,要分县、省、“全满”三级,而且规定县级不必露骨地要求“建国”,省级则可以比县级态度明朗,“全满”大会自然得出“建设新国家”的结论。关于宣传运动,关东军计划分三期进行,第一期,在各县团体中宣传动员;第二期各县召开大会或联合会,作出决议,选出代表;第三期,筹备召开“全满”大会,组织各类庆祝请愿活动。
  “操纵汉奸”、“伪造民意”工作完成,关东军还导演了“请驾”的闹剧。原本计划在2月18日发表的《满洲国建国宣言》因关东军夺取哈尔滨的军事行动,被推迟到3月1日。这篇由关东军参谋和满铁文人炮制的“奇文”,为把制造伪满装扮成中国人的自发行动,刻意回避“日本”二字,它不仅咒骂“东北军阀”,攻击中国“赤匪横行”,诽谤孙中山“三民主义”,而且公然伪造历史,胡说什么“满蒙旧时,本另为一国”。“建国宣言”发表的当天中午,第一批代表6人前往旅顺“请驾”,溥仪假作“婉辞”,3月4日,32人组成的第二批代表团再次“请驾”,溥仪假惺惺地表示“勉竭愚昧,暂任执政一年”。3月6日,溥仪在郑孝胥父子、罗振玉父子、上角利一、工藤铁三郎、甘粕正彦等人的陪同下,抵达汤岗子,在这里与张景惠等10名“迎接使”会合,然后一道乘车赴长。当列车停靠在公主岭时,又有熙恰、张海鹏等上车迎接。就在溥仪飘飘然幻想将来的时候,长春市的日伪军警却倾巢出动,实行特别戒严。让溥仪等汉奸们着实体验了一下为人傀儡的滋味。1932年3月9日,溥仪就任“执政”典礼在长春道尹衙门举行,多达15项的会议议程在25分钟之内便草草收场,郑孝胥代读的“执政宣言”也不足百字。本来按照关东军的计划,作为政治闹剧的尾声,还有一场群众“庆贺”,可当时伪满的治安状况迫使“庆贺”活动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零星地进行。驻间岛的总领事向芳泽报告“衷心欢迎其成立者极少” ,伪哈尔滨市举行的“庆祝晚餐会”,被邀请的外国领事,只有日本的长冈一人到会。
  综观伪满组建的全过程,没有一个环节不反映出是被日方包办、操纵的。关东军既想躲到幕后,又担心“汉奸们”出轨,最后也就不顾国际和国内的反对,走到前台,在国联会议上,日本外交当局极想为关东军扶持傀儡的行径辩护,但太多的事实使国联调查团不得不在报告书中写明:新国家的成立,若没有日本军队的存在和日本官宪的活动,则是不可能的。

财政经济
到1931年底,三省伪财政厅陆续下发了税收公告,以民国时期的捐税局为班底,沿袭民国的基本税制和征收办法,同时对一些税种进行了调整。由于战乱,所收税款不及同期一半,主要用于各级维持会的开支。
  1932年3月9日,溥仪出任伪满州国执政,在导政部(后改为经济部)下设税务司掌管中央税收事务,各地方按经济区域设置税务监督署作为专门管理机构,按行政区域设立捐税局作为专门征收机构。由于伪满政府的实际行政大权完全由日本关东军第四课掌握,加之各级税收监督署的副署长均由日本人担任,因此满州国的税收实际上是日本对中国的掠夺性税收。
  四次税制整理,形成殖民税收。
  日伪政府一方面按照日本国内的税收模式建立所谓的现代税制,以达到同化和殖民化目的,另一方面又课征了诸如出产粮石税、鸦片税等落后的税种,以保证最大的税收收入。为此从1932年到1945年,伪满政府共进行了四次税制整理,使伪满殖民税收体制得以确立。
   第一次税制整理开始于1932年9月份。“九一八事变”以前,原东三省内国税只有20种左右,税制比较简单。伪满政府成立初期,宣布了《暂时援用从前法令》,仍使用民国时期税制,但到了1932年9月13日,伪满政府以“从前税制混乱为由”,制定了《国地税划分纳要》,划分国地税归属范围。原则是凡从前属于中央与省政府的捐税统属国税,其它市、县收入统属地税。这样就使得原属地方的田赋、营业税、烟酒税等大宗税收均集中于日伪中央政府,使其所控制的法定税收收入达税收总额的90%以上,而地方政府只有车捐船捐等杂小税种。
  第二次税制整理始于1934年。1934年3月1日,日本扶植溥仪恢复帝制后,对伪满政府控制区域内的各税税目税率开始统一规范,扩大征收范围,设立新的税种,先后公布实施了《木税法》、《营业税法》等10多个税收法令,使伪满的税收体制开始日本化,税收统治初步建立起来。
  第三次税制整理开始于1936年。目的是完全按照日本税制在伪满建立统一的税制体系。1935年底,日伪满政府公布实施了棉纱、麦粉、水泥三种统税法。1936年以后又公布实施了《勤劳所得税法》、《征收法》、《印花税法》、《地税法》等二十多个税收法令,建立了一整套征管及计会统办法。1938年公布了 《满日国税征收共助法》和《共助法实施规则》,使满日同化及日本对伪满税收的控制进一步强化。1941年公布实施了《事业所得税法》和《法人所得税法》。至此,伪满基本废除了民国税制,税收体制和征收制度均按日本模式,殖民性税收体制基本形成。
  第四次税制整理是在1945年。这时太平洋战争中日本节节失败,军费严重困难。为挽救灭亡,1月1日开始日伪政府宣布了各项修改税收法令,以全面提高税率为特点,对一些消费税、所得税、矿产税等13个税种改变计税依据和征收比例,最高的提高70%。与此同时,还公布了《地方税分与税法》和《地方税法》,进一步确定了中央与地方的税权划分,扩大了伪满中央的控制权,同时也扩大了地方各级政府的掠夺范围,但此次整理由于满州国垮台而未能完全实施。
  通过四次税制整理,日伪政府建立起以国地税分税制为基础,以收益税、消费税和流通税三大税系的复税制为主体,以经济部和各级税务监督署、捐税局三位一体为主要监管方式的殖民税收体制。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国税共设34个税种,其中收益税10种,消费税10种,流通税14种;地方税费共有50种,其中省地方税费9种,市县旗税捐35种,街村税费8种,其税制结构几乎与日本相同,且几次变化也几乎与日本国内同时进行。
  四次战时增税,极尽巧取豪夺。
  
资源
  中国东北地区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根据1936年伪满洲国“国务院”的资源调查报告,煤炭储量约为30亿吨,铁储量约40亿吨。其他矿物有黄金、菱镁、铝矾土、油页岩、金刚石等。林业、渔业资源也非常丰富。

工业
中国东北地区的工业基础十分发达。钢铁和化学工业主要集中在鞍山和本溪。煤炭工业集中于抚顺、本溪、阜新。油页岩和合成燃料工业集中在抚顺和吉林。菱镁矿业集中于海城和大石桥。水力发电集中于吉林和鸭绿江。机械、军火、飞机工业中心为奉天(今沈阳),纺织和和食品等轻工业则集中在大连、丹东、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
  伪满洲国原有的工业主宰部门为伪南满洲铁路股份公司(简称满铁)。伪满洲国成立后,其他日本财阀的资金迅速涌入伪满洲国。1937年后,伪满洲国对于工业部门采取经济统制政策,推行“一业一社”的原则,每个行业都成立一个垄断性的公司。根据这个原则,满铁交出了自己的工业部门,经过重新组合,组成了庞大的康采恩--满洲重工业股份公司(满业),垄断了伪满洲国境内所有的钢铁、煤炭、化工和电力产业。此外,还成立了伪满洲电电(电话电报)公司、伪满洲机械制造公司、伪满洲矿业公司、伪满洲航空公司、满洲人造石油公司、伪满洲纺织公司、伪满洲毛织公司、伪满洲化学工业公司、伪满洲林业公司、伪满洲采金公司、伪满洲畜产公司、伪满洲水产公司、伪满洲烟草公司、伪满洲农产公社、伪满洲开拓公社等四十多家特殊公司。这些会社由日本投资者和伪满洲国共同出资,赢利时按照双方股份比例分成,亏损时伪满洲国政府对于日方投资确保百分之十的利润。
  农业
  根据1936年伪满洲国务院的资源调查报告,伪满洲可耕地面积为4000万顷(40亿亩),其中已耕地2500万顷。森林面积为1亿7000万顷。年产大豆250万吨,小麦200万吨,稻子70万吨,小米100万吨,高粱800万吨,玉米500万吨,杂粮豆类(大豆除外)60万吨,棉花30万吨,烟草16万吨。存栏牲畜包括马400万匹,牛300万头,羊3000万头,猪4000万头。
  伪满洲年产粮食约2000万吨左右,其中农民全年所需食用粮约750万吨,种籽粮400万吨,同时还需负担日本、朝鲜移民的口粮。此外,根据关东军的要求,伪满洲国每年要向日本提供100万吨以上的粮食,每年8月中旬开始征粮工作,11月底结束,给农民造成了极大的负担。
  日本开拓团移民不需要交纳农业税费,同时按月领取口粮。
  交通运输 伪满洲境内铁路线比较稠密。最主要的干线为南满铁路(长春至大连)。1936年,伪满洲国以1.6亿日元的价格向苏联收购了长春至哈尔滨以及满洲里至绥芬河的北满铁路。其他重要铁路还有丹东至奉天的安奉线、吉林至长春的吉长线、北平至齐齐哈尔的平齐线等。
  伪满洲国的海港有大连港、营口港。内河水运主要集中在松花江地区。伪满洲航空公司为主要的空运部门。
  
财政
  伪满洲国的岁入,1933年为6亿元,1944年为21.5亿元。在1944年的财政收入中,鸦片税为4亿3000万元,占第一位。烟草税占岁入第二位,其后依次是农业税、牲畜税、营业税、关税、户口税。除了税收之外,还向境内居民征收村会费、区会费、兴农会费、协和义勇奉公费、爱路团费、国防献金、飞机献金和强制储蓄等杂费。
  
货币
  伪满洲国的中央银行为“满洲中央银行”。伪满洲国货币为元。1元=10角=100分。伪满洲国货币与日元等值。流通货币为伪满洲银行券,不可兑换金银。朝鲜银行券和日元在伪满洲国境内也可自由流通。1933年伪满洲中央银行纸币发行额为6亿元,1938年纸币流通额达50亿元。

结局
1945年8月8日,苏联照会日本,将于次日对日本宣战。8月11日,溥仪随伪满洲国政府撤退到通化临江县大栗子镇。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8月16日,溥仪召开最后一次“国务会议”,颁布《退位诏书》。伪满洲国(“满洲国”、“满洲帝国”)彻底覆灭。

伪满洲国的教育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在长达十多年的殖民统治下,日本侵略者在对中国人民进行残暴的政治统治和疯狂的经济掠夺的同时,在文化上也大力对中国人民实行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日本在伪满洲国建立了完善的殖民奴化的教育体制,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对东北地区人民大众灌输奴化思想。为了加强殖民统治,奴化中国人民,日本帝国主义歪曲篡改历史,宣扬伪满是同日本关系密切的独立国家,处处显露将东北据为己有的狼子野心。伪满洲国时期由日方编著的历史课本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的重要载体。为了奴化和愚弄中国学生,伪满历史教科书中充斥了颠倒黑白、推卸战争责任、美化殖民统治的描写。
  日本在中国东北的14 年殖民统治中,奴化教育贯穿始终,对东北的青少年进行严厉的精神摧残,降低东北青少年的文化素质。更能看出日本殖民统治的残暴。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危害:日本侵略者极力向东北青少年灌输奴化教育思想,教师也只能按照日本的意图授课。东北的教育非常压抑,令人窒息。东北沦陷的十四年中,青少年学生每天都要背诵“建国精神”、“回銮训民诏书”等。授课的内容也是“修身”、“国民道德”、“日语”、“实业”,学校里没有一点自由的空气。东北青少年陷入了迷茫、无知、无求、混沌的绝境。日本帝国主义还向东北青少年灌输“中日亲善”、“日满不可分”、“民族协和”、“建国精神”等奴化思想。把东北青少年培养成会讲日本语而不知道中国语、只会劳动而文化水平低下、只供日本人驱使的顺民。给中国人戴上沉重的精神镣铐,使中国人成为日本侵略者铁蹄下为其侵略服务的工具。总之,日本在中国东北实施的奴化教育给东北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东北教育遭到空前破坏,青少年的心灵受到极大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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